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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崛起 谁主沉浮——从2018年地方经济看中国未来

文: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闫凯

实习生李圳辉对本文有贡献

导读

中国各地区呈大国雁阵式发展,各地文化、体制、经济活力、发展水平、创新能力等差异很大。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9700美元,逐渐接近人均GDP约13000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,正处于大国崛起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。近期2018年地方经济成绩单陆续公布,谁主沉浮。

摘要

18年地方经济:22省GDP增速下滑,东部出口拖累经济,中西部高投资消费支撑高增长,东北持续低迷。1)2018年有22省经济增速下滑,4省保持不变,仅有5省有所上升。随着政绩考核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、统计执法趋严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改革等,地方GDP合计与全国GDP的差距明显缩小,2018年增速差距降至0.3个百分点。按照中央部署,2019年底将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。2)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7.2%下滑至2018年的6.7%,其中海南、山东下滑超过1个百分点,天津持续低迷。受中美贸易摩擦压制中国高端制造影响,东部出口明显下滑拖累经济增长。2018年东部地区出口同比5.8%,较2017年下滑4个百分点,下滑幅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3)中部地区2018年GDP增长7.8%,位居四大地区之首,除山西外GDP增速均高于7.5%。在投资方面,中部地区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逆势上升至10%,明显高于东部的5.7%、西部的4.7%、东北的0.3%,且并非依赖地产投资拉动。在消费方面,中部地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高达10.4%,明显高于东部的8.2%、西部的9.3%、东北的6.1%。4)西部地区2018年GDP增长7.4%,但12省明显分化,既有包揽全国经济增速前三甲的藏黔云,也有蒙疆渝甘4省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2018年西部地区投资增长4.7%,较2017年的8.5%下滑3.8个百分点,下滑幅度居四大地区之首;房地产开发投资从3.5%升至8.9%,意味着非地产投资下滑幅度更大。与中部地区一样,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依赖投资驱动明显,2018年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、东北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分别为58%、93%、94%、52%,但西部较中部更依赖地产。5)东北三省2018年GDP增长5.5%、持续低迷,工业增长乏力、投资低位徘徊。东北地区房地产投资从2017年的1%升至2018年的17.5%,但仍无法阻挡其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2.8%下滑至2018年的0.3%。

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东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。1)中国内地2018年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,有望在未来3-5年整体跨入高收入经济体,但离发达经济体门槛仍远、复兴仍在路上。根据世界银行标准,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(GNI)12055美元,有81个经济体;高收入经济体加权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,人均GDP中位数为2.9万美元,在中位数之上有31个经济体。2)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东北三省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。按照世界银行标准,中国内地有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进入高收入经济体,其他24省均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。根据现实情况,我们将中国内地31省分为五类:一是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为高收入地区,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,基本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,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.9%,明显超过全国平均的2.1%,超过OECD平均的2.5%。二是鲁蒙鄂渝陕5省为准高收入地区,人均GDP在9500-12000美元,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.1%,但投资依赖度偏高、达85%,未来几年有望陆续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。三是宁湘琼豫新等13省为追赶地区,人均GDP在5500-8500美元,主要指标均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。四是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北三省,近年经济持续低迷,创新能力弱,当前人均GDP在6500-9000美元。五是藏青甘3省生态功能区,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,人均GDP均在7500美元以下。3)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议:一是进一步消除要素流动障碍,促进城乡区域间人、地、钱等要素自由流动,在集聚中推进高质量发展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。二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互助机制、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,先富带后富。三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,鼓励地方试点,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。四是深化产权改革,大力度、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,切实解决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问题。五是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,最大的改革就是开放。

2019年地方两会释放哪些信号?1)24省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,5省不变,2省上调。在2018年,下调、不变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20、10、1个。与2018年实际增速相比,2019年分别下调、不变、上调经济增长预期的省份分别有18、5、8个。而在2018年,下调、不变、上调分别为16、8、7个。2)在经济下行和加大力度减税降费背景下,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目标基本全线下调。在25个可比较财政收入目标的省份中,2019年下调、不变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23、2、0个。而在2018年26个公布目标的省份中,下调、不变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8、6、12个。3)投资目标大多向下,但投资增速或企稳。在17个可比较投资目标的省份中,2019年下调、不变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12、3、2个。而在2018年21省中,下调、不变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18、3、0个。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新疆,2017年目标为50%以上,2018年为15%左右,2019年下调至5%左右。与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,去除未公布投资增长目标的地区外,2019年下调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8、10个;在2018年,下调、上调的省份分别为15、7个。

目录

1 2018年地方经济:22省增速下滑,东部出口拖累,中西部高投资高消费高增长,东北持续低迷

1.1 全国:22省经济增速下滑,南快北慢格局明显

1.2 东部:创新驱动转型升级,出口下滑拖累经济

1.3 中部:投资消费维持高位,支撑经济高增长

1.4 西部:增长明显分化,投资严重依赖

1.5 东北:经济持续低迷,体制机制改革亟待推进

2 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东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

2.1 中国内地有望在未来3-5年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但距发达经济体门槛仍远

2.2 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东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

2.3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议

3 2019年地方两会释放哪些信号?

3.1 24省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,5省不变,2省上调

3.2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,财政收入目标基本全线下调

3.3 投资目标大多向下,但投资增速或企稳

正文

1 2018年地方经济:22省增速下滑,东部出口拖累,中西部高投资高消费高增长,东北持续低迷

1.1 全国:22省经济增速下滑,南快北慢格局明显

22省经济增速下滑,藏贵云增速持续居前,天津连续两年垫底,南快北慢明显。2018年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长6.6%,较2017年的6.8%稍有下滑,创1991年以来新低。从分省的绝对水平看,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(市、区)中有18个省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有3个省持平,有10个省低于。其中,西藏、贵州、云南、江西、福建、陕西、安徽、四川等8省经济增长在8%以上,而天津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海南在6%以下,天津更是连续两年垫底,2017-2018年均为3.6%。从南北看,北方15省仅有5省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而南方16省有13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南快北慢局面明显。从分省的边际变化看,2018年有天津、河北、湖北、西藏等4省保持不变,仅有甘肃、辽宁、内蒙古、陕西、福建等5省有所上升,其他22省经济增速下滑。其中,甘肃、辽宁、内蒙古2018年经济增速分别为6.3%、5.7%、5.3%,较2017年分别上升2.7、1.5、1.3个百分点,主要为经济数据挤水分后的修复。重庆2018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达3.3个百分点至6%,从2017年全国第4名下滑至第24名,其中既有经济数据挤水分因素,也有产业结构调整阵痛。

随着政绩考核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、统计执法趋严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改革等,地方GDP合计与全国GDP的差距明显缩小,2018年增速差距降至0.3个百分点。长期以来,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以GDP及增长率为主,部分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,近几年这一现象明显改观。在政绩考核方面,中组部2013年《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“要看全面工作,……,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”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,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、政策体系、标准体系、统计体系、绩效评价、政绩考核。在统计执法方面,2016年以来中央先后印发了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等6部统计方面的重要文件,2017年5月国务院出台《统计实施条例》,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等,均要求加大统计执法监督、强化问责。在统计核算改革方面,按照中央部署,2019年底省级生产总值将从之前的各算各账变为中央领导、省级参与的统一核算,2020年1月开始实施季度层面的统一核算。从数字看,2012年地方生产总值合计较全国多6.7%、地方加权平均实际增长为10.3%,较全国增速高2.4个百分点。2013、2015、2017年地方合计分别较全国多6.6%、4.9%、3.2%,经济增速差距分别降至1.7、0.9、0.5个百分点。2018年地方生产总值合计较全国多约1.7%,经济增速差距降至仅0.3个百分点。

1.2 东部:创新驱动转型升级,出口下滑拖累经济

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7.2%下滑至2018年的6.7%,其中海南、山东下滑超过1个百分点,天津持续低迷。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超过50%,2018年东部地区加权平均GDP增速6.7%,较2017年下滑0.5个百分点,但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达50.8%,仅较2017年下滑0.8个百分点。其中,海南在全域限购政策下,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.5%,拖累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.5%,GDP增速下滑1.2个百分点至5.8%。天津201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低迷,仅小幅回升0.3%至2.6%,拖累经济增速维持在3.6%的低位。此外,山东GDP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至6.4%,广东下滑0.7个百分点至6.8%,浙江下滑0.7个百分点至7.1%,江苏下滑0.5个百分点至6.7%,福建逆势上升0.2个百分点至8.3%。

东部地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,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。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主体,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希望在东部。仅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广东和浙江东部五省市2017年研发投入占全国的40%,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达57%,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占比分别达到61%、52%。广东省2018年新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8.9%,增幅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2.1个百分点,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.5%;其中,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.5、3.2个百分点,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56.4%和31.5%。江苏省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分别增长8.8%、11%,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6个和2.9个百分点,占比分别提高至32%、43.8%,产业升级趋势明显。

受中美贸易摩擦压制中国高端制造影响,东部地区出口增速明显下滑拖累经济增长。2018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长7.1%(按人民币计),较2017年下滑3.7个百分点,贸易顺差比上年收窄18.3%,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从2017年的0.6%将为-0.6%。东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比例超过80%,其中广东、江苏和浙江三省出口金额在全国位居前三,合计占比接近60%。从产品结构看,2017年东部地区仅粤苏沪三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就占全国的66%,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东部影响最大。2018年东部地区出口同比5.8%,较2017年下滑4个百分点,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.3个百分点。其中,2018年广东、江苏和上海三省市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6.7%、8.4%、4.2%,分别较2017年下滑5.5、8.5、4.3个百分点。而出口规模较大、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较小的浙江受影响就较小,2018年出口同比9%,较2017年下滑1个百分点。

1.3 中部:投资消费维持高位,支撑经济高增长

中部地区2018年GDP增长7.8%,位居四大地区之首。除山西外,中部五省2018年均保持7.5%以上的高增长。其中,安徽2018年GDP增速下滑0.5个百分点至8%,山西下滑0.4个百分点至6.7%;江西、湖南、河南分别微降0.1、0.2、0.2个百分点分别至8.7%、7.8%、7.6%,湖北7.8%、持平于上年。在中部六省中,山西经济增速明显较低,主要问题在于资源型地区发展转型。由于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加之经济数据“挤水分”,2014-2016年山西GDP增速徘徊在3.1%-4.5%的低位。2017年因供给侧改革去产能、煤炭价格大涨,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3.6%、较2016年上升6.7个百分点,推动山西GDP增速升至7.1%。2018年煤炭价格持续高位,山西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0.3%,工业增加值增速从上年的7%降至4.1%。

中部地区2018年投资增速逆势上升至10%,明显高于东部的5.7%、西部的4.7%、东北的0.3%,且并非依赖地产投资拉动。201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5.9%,较2017年下滑1.3个百分点;但中部地区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10%,较2017年上升3.1个百分点,逆势上升。从分省数据看,2017年除山西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6.3%外,其他五省增速均在10%以上,这意味着国家统计局在核算2017年中部地区投资时存在一些数据调整。2018年山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5.7%,河南从10.4%降至8.1%,其他四省均维持10%以上的高增长。在房地产投资方面,中部地区从2017年的11.6%降至2018年的5.4%,这意味着中部地区的高投资增速并非由地产拉动,而主要在制造业投资和基建等领域。从与制造业投资相关的工业生产看,2018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9.3%、位居全国第四位,江西为8.9%,湖南、河南、湖北均在7%以上,远高于全国规上工业同比增速6.2%。

中部地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高达10.4%,明显高于东部的8.2%、西部的9.3%、东北的6.1%。除山西外,中部其余5省社零同比均在全国前10,是消费增长最快的区域。其中,安徽、江西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.6%、11%,分别位居全国第2、5名;湖北、河南、湖南也均在10%以上,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仅为9%。中部地区消费快速增长与经济高增长带动居民消费密不可分,当然与东部相比也存在基数小的影响。

1.4 西部:增长明显分化,投资严重依赖

西部12省经济增长明显分化,既有包揽全国经济增速前三甲的藏黔云,也有蒙疆渝甘4省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贵州近几年大力发展基础设施,打造大数据发展高地,2018年GDP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仍居9.1%的高位;其中,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.2%,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1.5%和75.8%。重庆GDP增速从2017年9.3%的高位跌至2018年6%,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速从9.6%大幅降至0.5%;这既有经济数据“挤水分”因素,也受累于工业支柱汽车行业整体不景气及本地汽车产业“老化”问题,2018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-17.3%,远低于全国平均的4.9%。

西部地区2018年投资增长4.7%,较2017年的8.5%下滑3.8个百分点,下滑幅度居四大地区之首,并且非地产投资下滑幅度更大。在地产方面,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从3.5%升至8.9%,这意味着非地产投资下滑更为严重。基建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短板,2018年贵州、重庆、云南、广西4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分别高达15.8%、11.5%、10.9%、9.8%,分别较2017年下滑9.7、4.3、21.4、3.9个百分点,但仍远高于全国平均的2.0%。2019年是西部大开发20周年,西部发展或迎来新的机遇。

与中部地区一样,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依赖投资驱动明显,但西部更为依赖地产。2018年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、东北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分别为58%、93%、94%、52%,尽管较2016年的109%、177%、191%、128%均大幅下滑,但中西部仍处高位。不过,正如前文谈到,中部地区对地产投资依赖有所减弱,而西部地区还在上升。分省看,2018年藏青黔云桂陕6省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超过100%,另两个超过100%的省份为安徽、江西。长期高度依赖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等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。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来看,2017年超过30%的至少有7省,除海南和辽宁外均为西部省份。其中,贵州、云南分列前2名,地方政府性债务与GDP比值分别高达63.6%、41.1%;内蒙古、宁夏、新疆均在30%-40%之间。如果考虑未纳入统计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,各省的债务规模则更为庞大。

1.5 东北:经济持续低迷,体制机制改革亟待推进

东北三省近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低迷,工业增长乏力、投资低位徘徊从GDP增速看,在经济数据“挤水分”后,辽宁GDP增速在2016年-2.5%的低基数上连续两年回升至2018年的5.7%,吉林连续两年下滑至4.5%,黑龙江下滑1.4个百分点至5%,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从投资看,2018年东北地区非地产投资为负增长。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2.8%下滑至2018年的0.3%。其中,辽宁从0.1%升至3.7%,吉林从1.4%升至1.6%,黑龙江从6.2%大幅下滑至-4.7%。房地产投资对东北投资形成明显支撑,从2017年的1%升至2018年的17.5%,简单测算发现东北三省扣除地产外的投资均为负增长。从工业看,辽宁201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为9.8%,而2016、2017年分别为-15.2%、4.4%;吉林连续两年下滑跌至5%,黑龙江较上年微升至3%。

东北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源是体制机制问题。东北产业结构以汽车制造、采矿、化学原料、石油加工等传统重工业为主,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。多年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、人才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问题。振兴东北经济,必须抓好转变政府职能和国企改革两件大事。当地应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,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;要加快推进国企混改,重点整治僵尸企业问题,打破垄断,引入市场竞争机制。

2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东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

2.1 中国内地有望在未来3-5年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但距发达经济体门槛仍远

中国内地2018年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,有望在未来3-5年整体跨入高收入经济体,但离发达经济体门槛仍远、复兴仍在路上。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划分不同收入类型的经济体标准,2017年中等偏上收入、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分别为人均国民总收入(GNI)3896、12055美元(2013年分别为4126、12745美元);GNI与GDP大体接近,差额为来自境外的要素收入净额。比如,按照世界银行统计,2013-2017年中国人均GNI为人均GDP的98.5%。中国于1998年摘掉“低收入经济体”帽子,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行列,2010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。2018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超过9700美元,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。按照当前发展趋势,中国内地将在未来3-5年整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。从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,中国将历时23-25年,这与日本、韩国的速度大致接近。

但需注意的是,当前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偏低,与发达经济体标准尚有较大差距。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个数从1987年的41个上升至2000年的52个,2010年升至71个,2017年再升至81个,占比从25.2%升至37.2%。在2017年81个高收入经济体中,既包括波兰、匈牙利等人均GDP在1.3万-2万美元的部分中东欧国家,也包括阿根廷、智利、乌拉圭等不少新兴经济体以及10多个加勒比海地区小型经济体,还包括阿联酋、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石油富国。其中,曾经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智利、乌拉圭均于2012年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阿根廷于2017年跨入,三国2017年人均GDP分别为15346、16246、14398美元,但仍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、贸易结构单一等问题,仍有跌出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风险。根据世界银行统计,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,人均GDP中位数为2.9万美元,在中位数之上有31个经济体。其中,美国人均GDP接近6万美元、日本为3.8万美元、韩国接近3万美元。

2.2 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东北三省或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

广东经济规模接近韩国,江苏超过澳大利亚,粤苏鲁浙豫5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门槛。1978-2018年,中国内地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从1.8%增至接近16%,排名从第11名升至第2名。当前各省经济总量可分为四档:一是超过5万亿元的广东、江苏、山东、浙江,其中广东、江苏超过9万亿;二是介于3-5万亿元的河南、四川、上海、北京等9省;三是介于1-3万亿元的辽宁、陕西、重庆等13省;四是低于1万亿元的甘肃、海南、宁夏、青海、西藏等5省。对比世界银行统计的2017年全球经济体经济规模,中国内地已有5省经济规模超过全球前二十大经济体门槛(瑞士,0.68万亿美元),13省超过全球前三十大经济体门槛(阿联酋,0.38万亿美元),25省超过全球前五十大经济体门槛(秘鲁,0.21万亿美元)。其中,2018年广东、江苏生产总值折合美元分别为1.47、1.40万亿美元,介于全球第12名的韩国(1.53万亿美元)和第13名的澳大利亚(1.32万亿美元)之间;山东超过第15名的墨西哥,浙江相当于第17名的土耳其,河南超过第19名的沙特阿拉伯;全国排名第25名的贵州相当于全球第46名的越南。此外,中国台湾1993年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内地的比例达52.9%,2000年降至27.4%,2018年再降至4.4%,如果放进中国内地31个省排名2018年仅位居第7。

从城市层面看,2018年GDP万亿元俱乐部成员达17个。上海、北京、广州GDP分别在2006年、2008年、2010年突破万亿;2011年,深圳、重庆、天津、苏州的GDP突破万亿;2014年,成都、武汉GDP突破万亿;2015年,杭州GDP突破万亿;2016年,南京和青岛GDP超过万亿;2017年,无锡和长沙GDP均突破万亿;2018年宁波、郑州、佛山GDP突破万亿。并且,2018年北京GDP首超3万亿元,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超过该规模的城市;重庆首超2万亿元,为继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之后第五个超过该规模的城市。当前17个城市GDP合计占比超32%,常住人口占比约16%。

按照世界银行标准,中国内地有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进入高收入经济体,其他24省均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。但中国内地区域差异很大,既有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的京沪,也有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的甘云贵桂藏黑晋7省,甘肃最低、仅略超4700美元。根据现实情况,我们将中国内地31省分为五类:

1)高收入地区: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,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.9%,基本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。当人均GDP发展到10000美元左右时,除天津外的京沪苏浙闽粤六省都出现了经济增长平台切换,经济增长逐渐趋稳,这背后是新旧动能转换。从三产增加值比重看,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市2018年加权平均为56.4%,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52.2%。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看,2017年7省市加权平均为2.9%,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2.1%,与德国相当,超过美国的2.7%、OECD平均水平的2.5%。2017年7省高新技术企业数和高新技术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国的66%、59.2%,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达61.6%。从万元GDP能耗看,2016年7省市加权平均为0.41,较全国平均低31%。从投资依赖度看,2017年7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加权平均为51.8%,大幅低于全国的70.9%。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分布看,2017年7省合计占全国近60%,且浙江、江苏、广东的500强企业数明显高于其他省市。

2)准高收入地区:鲁蒙鄂渝陕等5省2018年人均GDP在9500-12000美元,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.1%,但投资依赖度偏高、达85%,未来几年或陆续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。鲁蒙鄂渝陕等5省离高收入门槛较近,有望于5年内陆续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,当前这些地区投资依赖度依旧偏高,创新驱动有待进一步推进。2017年5省投资依赖度加权平均值为85.1%,远高于高收入地区平均值的51.8%。2016年5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比加权平均值为37%,稍低于全国平均的38.5%,但仍明显高于高收入地区水平的28.8%,民营经济活力仍待释放。2016年5省万元GDP能耗加权平均为0.62,与高收入地区差距较大,但显著优于其他地区。

3)追赶地区:宁湘琼豫新等13省2018年人均GDP在5500-8500美元,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1.3%,其他主要指标也均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。从城镇化率看,宁湘琼豫新等13省加权平均为52.0%,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.6个百分点。从投资依赖度看,2017年13省加权平均为96.3%,远高于高收入地区,仅较生态功能区低4.5个百分点。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看,13省加权平均为1.3%,较全国平均水平低0.8个百分点。13省合计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18.7%,与高收入地区、准高收入地区比均差距巨大。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比看,2016年13省加权平均为44%,较全国平均水平高5.5个百分点。13省三产比重占比为47.5%,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.7个百分点,服务业提升空间较大。

4)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地区:东北三省近年经济持续低迷,创新能力弱,当前人均GDP在6500-9000美元。从经济增长看,东北三省不但远低于其他省份,而且大起大落,表明尚未找到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。从研发投入看,东北三省合计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1.3%,明显低于全国平均2.1%。从城镇化进程来看,东北三省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,城镇化率从建国初至2000年多数时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-15个百分点,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缓慢,吉林2017年为56.7%、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,黑龙江2017年为59.4%、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辽宁2014-2017年城镇化率仅上升不到0.5个百分点至67.5%。此外,山西等省份经济增速一度出现大幅下滑,虽然近两年经济增速逐渐企稳,但仍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。

5)生态功能区:藏青甘3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,2018年人均GDP均在7500美元以下。根据2010年国务院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》,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,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,限制或禁止开发。西藏、青海、甘肃3省区的生态功能区范围大,经济发展程度较低。2018年西藏、青海、甘肃GDP总量排名分别居全国倒数第一、第二、第五,三省GDP合计仅1.26万亿元、相当于城市万亿GDP俱乐部中的第13名南京市;人均GDP分别为6461美元、7233美元、4723美元,分别居全国倒数第五、第十、第一。城镇化率在全国最低,2017年末加权平均仅46%,较全国平均低12.5个百分点。上述地区应淡化对经济发展指标的关注,把工作重点放在生态环境保护上。

2.3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建议

中国地域广阔,不同地区经济状况、资源禀赋差异巨大,各地区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时间必然差距较大,少数地区甚至可能无法跨入高收入经济体。但好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,人钱物流动性强,并且中央政府具有高度权威。为促进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我们提出以下五点建议:

一是进一步消除要素流动障碍,促进城乡区域间人、地、钱等要素自由流动,在集聚中推进高质量发展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。顺应产业迁移和人口流动规律,以城市群为主体、以大都市圈为核心、以中心城市为引领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。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,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,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,优化人力资源优化配置,并做好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、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城乡跨区域流转衔接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,进一步推进土地资源的跨区域、跨省优化配置。消除区域市场壁垒,打破行政性垄断,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,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。

二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互助机制、区际利益补偿机制等,先富带后富。包括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、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、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,引导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生态环境、产业发展等短板。

三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,鼓励地方试点,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。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六个字:渐进、增量、试点。渐进式改革符合人的认识规律。因为中国幅员辽阔,一些问题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变得错综复杂,需要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相关试验。过去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、国企改革“抓大放小”等,无一不最早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智慧。当前一些地方执行层面存在“多做多错,少做少错,不做不错”、“不敢改、不愿改、不会改”问题,应坚持过去“渐进+增量+试点”成功经验,改革举措与法治建设的配套衔接,建立地方政府的容错、纠错和“豁免”机制,调动地方政府的改革热情和积极性。

四是深化产权改革,大力度、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,切实解决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问题。分行业看,当前我国制造业基本开放,以民营企业为主,市场竞争充分、国际竞争力强,但上游要素市场国企占比较高,市场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,同时服务业开放、竞争程度依然相对较低、国际竞争力低。分地区看,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、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多是民营经济活跃、市场化及开放程度高的地区。应取消所有制分类的区别对待,强调竞争中性,不要动辄上纲上线、陷入意识形态争论,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。应继续推行国企分类制改革,对于竞争性领域,全面放开市场准入、优胜劣汰。

五是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,最大的改革就是开放。中国40发展经验表明,开放促进竞争,竞争提升效率,对外开放时间早、程度高的部分东部沿海省份已成功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。应加大开放,降低关税、放开投资限制、减少负面清单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、尊重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,并且凡是对外企开放的都要对民企开放。

32019年地方两会释放哪些信号?

3.1 24省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,5省不变,2省上调

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24省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。与2018年目标相比,中国内地31个省(市、区)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2、5、24个。在2018年,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1、10、20个。在下调省份中,18省下调幅度在0.5个百分点之内,4省为1个百分点之内,还有2省超过1个百分点。重庆将经济增长目标从2018年的8.5%左右下调至6%,新疆从7%左右下调至5.5%左右。此外,2019年有14个省以更具弹性的区间值作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,而2018年仅有1个省使用区间值,大部分以“左右”设定目标。在上调省份中,海南、湖北均从2018年的7%左右上调为2019年的7%-7.5%。海南省统计局认为房地产行业主动调控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将在2019年趋弱,同时总部经济引进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利好因素。湖北省2018年GDP增长7.8%,高于预期发展目标0.3个百分点,抑制了连续7年单边下滑的态势。

与2018年实际增速相比,2019年分别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省份分别有8、5、18个。而在2018年,上调、不变、下调分别为7、8、16个。

3.2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,财政收入目标基本全线下调

根据财政部数据,2018年中国减税减费约1.3万亿元。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,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。2019年1月9日国务院常委会议决定,对小微企业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,实施期限暂定三年,预计每年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。并规定,为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,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。

在经济下行和加大力度减税降费背景下,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目标基本全线下调。2019年有5省未公布地方财政收入预期目标,多于2017年的2个、2018年的4个。再扣除1个2018年未公布财政收入目标导致无法比较外,在25个可比较财政收入目标的省份中,2019年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0、2、23个。而在2018年26个公布目标的省份中,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12、6、8个。

与2018年实际情况相比,去除未公布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或上年未公布导致无法比较的地区外,2019年分别上调、不变、下调财政收入增速预期目标的省份分别有4、0、22个。而在2018年,上调、不变、下调分别为8、0、18个。

3.3 投资目标大多向下,但投资增速或企稳

2018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“六稳”中要求“稳投资”,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”,当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继续强调稳投资外还指出,“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”,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面提出“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”,主要包括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、区域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补短板领域等。

2019年有14省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预期目标,多于2018年的10个。在17个可比较投资目标的省份中,2019年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2、3、12个。而在2018年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0、3、18个。其中,天津投资增长目标从2018年的6%左右上调至2019年的8%以上,河北从6%左右微调至6%以上。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新疆,2017年目标为50%以上,2018年为15%左右,2019年下调至5%左右。

与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比,去除未公布投资增长目标或上年未公布导致无法比较的地区外,2019年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10、0、8个;在2018年,上调、不变、下调的省份分别为7、0、15个。